作者：陈鲁民     
发表日期：2006-12-02
 文章来源：红网

　　一石激起千层浪。仅凭着几盘录像带录音带，就把影视界闹了个底朝天，让众多导演、制片惶恐不安的“小演员”张钰，有人贬她是“搅屎棍”，有人捧她是“女斗士”，各有道理，算是见仁见智吧，在下也不甘寂寞，思来想去，把张钰有五比。

　　张钰是条不安分的鲶鱼。在远洋捕捞船队中，捕到的沙丁鱼经常由于缺氧死得七七八八；只有一条船例外。原来，这条船的老板在每个水槽中放进一条凶恶的鲶鱼，原本懒洋洋的沙丁鱼都游动起来逃避鲶鱼的利齿，于是，整个水槽的鱼都被激活了，靠岸时鱼的成活率大大提高——这便是“鲶鱼效应”。张钰就是这样一条鲶鱼，她的一阵闹腾，使得死气沉沉又乌烟瘴气的影视圈骚动起来，那些想玩谁就玩谁的色导演收敛了，那些被欺负惯了的女演员也敢于说不了，“先上床后上戏”的潜规则受到空前挑战，空气多少有些清新了。当然，张钰对自己此举评价更高：“利在千秋功在万代”。

　　张钰是说破皇帝新衣的小孩。影视圈说穿了也是个利益圈，那些导演、制片、编剧、明星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大家心照不宣，有什么丑事、坏事、恶心事，都千方百计掖着藏着。偏偏生性倔强的张钰不肯保持一致，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目睹之怪现象一股脑全说出去了，“用明摆着的无耻对付他们这种潜在的无耻”（张钰语），就好比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小男孩对着众人狂喊：喂，大家来看啊，皇帝光着屁股呢！

　　张钰是顶开酱缸盖的一条蛆。影视圈是个酱缸，五味杂陈，盖又捂得严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里面发酵、腐烂。张钰本也是里边的一条小蛆，一条不太得意的蛆，一条被人欺负了又不甘心的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你不仁我就不义，就奋力顶开缸盖，漏出一条小缝，要出出那些蛆老大、蛆老二的丑，和他们同归于尽。“不玩白不玩，玩了也白玩，白玩谁不玩”（张钰语），在别人那儿行，在我这儿你休想！

　　张钰是条带有剧毒的美女蛇。她自己也不否认：“如果我是一条毒蛇的话，他们就是禽兽就是魔鬼，你和禽兽毒蛇打交道，如果你不毒，又岂能完整地生存于他们的卵下？”想白占她便宜的人，都会被咬一口，虽不至于立马就七窍流血，倒地毙命，也会让他满地打滚，痛不欲生。然后，她还在旁边愉快地唱着：“吃我的你给我吐出来，拿我的你给我送回来，喜刷刷，喜刷刷！”

　　张钰还是力战风车的唐·吉珂德。影视圈风气之差，是个公开的秘密，张钰也确实是碰上了几个色导演，吃了几回亏，上一个戏就要卖一次身。可这并不说明洪洞县里无好人，也有那不沾荤腥的好导演，也有那洁身自好的大明星，也有那出污泥而不染的小演员，张钰错就错在与整个影视圈为敌，一棍子打倒一大片。虽然你勇气惊人，毕竟寡不敌众，虽然你“确实有无欲则刚无畏则勇的勇气”（张钰语），但可不管怎样，以卵击石，头破血流是免不了的，身败名裂也是肯定的，既然已经做了“为了艺术以身饲虎”的思想准备，愿张钰走好。

　　　　1、建筑师

　　 　　一位夫人打电话给建筑师，说每当火车经过时，她的睡床就会摇动。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建筑师回答说，"我来看看。"

　　 　　建筑师到达后，夫人建议他躺在床上，体会一下火车经过时的感觉。

　　 　　建筑师刚上床躺下，夫人的丈夫就回来了。他见此情形，便厉声喝问："你躺在我妻子的床上干什么？"

　　 　　建筑师战战兢兢地回答："我说是在等火车，你会相信吗？"

　　 　　【顿悟】

　　 　　有些话是真的，却听上去很假；有些话是假的，却令人无庸置疑。

　　 　　２、引诱

　　 　　英国绅士与法国女人同乘一个包厢，女人想引诱这个英国人，她脱衣躺下后就抱怨身上发冷。先生把自己的被子给了她，她还是不停地说冷。

　　 　　"我还能怎么帮助你呢？"先生沮丧地问道。

　　 　　"我小时候妈妈总是用自己的身体给我取暖。"

　　 　　"小姐，这我就爱莫能助了。我总不能跳下火车去找你的妈妈吧？"

　　 　　【顿悟】

　　 　　善解风情的男人是好男人，不解风情的男人更是好男人。

　　3、调羹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员马上给他端了上来。

　　 　　服务员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对不起，这汤我没法喝。"

　　 　　服务员重新给他上了一个汤，他还是说："对不起，这汤我没法喝。"

　　 　　服务员只好叫来经理。

　　 　　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先生，这道菜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欢迎，难道您……"

　　 　　"我是说，调羹在哪里呢？"

　　 　　【顿悟】

　　 　　有错就改，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们常常却改掉正确的，留下错误的，结果是错上加错。

　　4、穿错

　　 　　饭厅内，一个异常谦恭的人胆怯地碰了碰另一个顾客，那人正在穿一件大衣。

　　 　　"对不起，请问您是不是皮埃尔先生？"

　　 　　"不，我不是。"那人回答。

　　 　　"啊，"他舒了一口气，"那我没弄错，我就是他，您穿了他的大衣。"

　　 　　【顿悟】

　　要做到理直气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理直的人，往往低声下气；而理歪的人，却是气壮如牛。

　　5、回电

　　 　　一个苏格兰人去伦敦，想顺便探望一位老朋友，但却忘了他的住址，于是给家父发了一份电报："您知道托马的住址吗？速告！"

　　 　　当天，他就收到一份加急回电："知道。"

　　 　　【顿悟】

　　 　　当我们终于找到最正确的答案时，却发现它是最无用的。

　　6、伤心故事

　　 　　有三个人到纽约度假。他们在一座高层宾馆的第45层订了一个套房。

　　 　　一天晚上，大楼电梯出现故障，服务员安排他们在大厅过夜。

　　 　　他们商量后，决定徒步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登楼的劳累。

　　 　　笑话讲了，歌也唱了，好不容易爬到第34层，大家都感觉精疲力竭。

　　 　　"好吧，彼德，你来讲个幽默故事吧。"

　　 　　彼德说："故事不长，却令人伤心至极：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大厅了。"

　　 　　【顿悟】

　　 　　我们痛苦，所以幽默；我们幽默，所以快乐。

　　　　7、卖书

　　 　　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要来书店参观。书店老板受宠若惊，连忙把所有的书撤下，全部换上作家的书。作家来到书店后，心里非常高兴，问道："贵店只售本人的书吗？"

　　 　　"当然不是。"书店老板回答，"别的书销路很好，都卖完了。"

　　 　　【顿悟】

　　 　　"拍马屁"是个奇怪的词：你象是在奉承他，又象是在侮辱他。

老和尚该如何对待色诱

（转自http://forum.comment-cn.net/viewthread.php?tid=5341）

　　意味深长的故事老和尚该如何对待色诱

　　新闻来源:文汇报

　　中国民间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位老和尚，老和尚苦心修行30年，即将修成正果。山下有个镇，镇里有名大员外，这大员外很是阴险毒辣，总想破坏老和尚的名节。某日，大员外对自家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丫鬟说：你今晚到庙里去，一定要把那老和尚勾上床。成功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你，并给你找个好人家，但明天鸡叫时分若不能成功，我就将你乱棍打死。那丫鬟当然只得照办，于是进入庙中，施展了浑身解术来色诱老和尚。哪知那老和尚是个真和尚，整夜坐禅居然丝毫不为所动。眼看就要鸡叫了，那丫鬟心想自己生命不保，便大哭起来。老和尚觉得纳闷儿，忍不住问哭为何故？丫鬟指着他骂道：你不是一个真和尚！老和尚不服气地反问：我做错何事，怎么不是真和尚？丫鬟喝道：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你却见死不救。老和尚连忙追问发生了何事？丫鬟就把事情经过从头讲了一遍。这下子，老和尚着实碰到了两难的选择：见死不救，成不了佛；遇色成奸，同样也成不了佛。老和尚该怎么办？

　　西方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男子遭人诬陷，因凶杀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妻子千方百计想证明其夫无罪，可是不得其门。某日，她丈夫的一个同事求见，说是商量有关打官司的事。这名女子救夫心切，马上同意面谈。那同事色迷迷而又神态诡异地说，只要她答应同他睡觉，他就可以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夫无罪。否则，他就会销毁这些材料，让其夫在牢房里熬过漫长的一生，直到老死在那里。这女子立刻陷入了伦理的两难：同此人睡觉？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婚外性行为就是通奸，乃最大的罪孽之一，既对丈夫不忠，也上不了天堂；不同此人睡觉？自己心爱的丈夫就会苦难无边，甚至死于非命。这名女子该怎么办？

　　林语堂名著“京华烟云”里就有类似这样一段情节：莫愁要去向军阀王司令请求释放自己的丈夫孔力夫；其姐木兰听弟弟说，北大高教授遭王司令无辜逮捕，高太太前去求情营救；王司令垂涎她的美貌，要求与之上床，便可释放其夫；高太太不从，王司令勃然大怒竟下令将高教授立即枪决了，连宣判过程都未举行；木兰担心自己的妹妹，也挂牵原来是自己暗恋之人的孔力夫，便决定亲身去见王司令……。

　　除了表现为两性关系中的两难，生活中其他的两难就更多了。

　　日本有一个民间故事：在海边有一个村子，村民都信奉海神，那海神庙就位于村后的一座高山上。对全体村民来说，这海神庙比全村人的生命财产还重要。某日清晨，村里的一个樵夫上山打柴，当他在山顶的崖边，向海上眺望时，突然发现远处一场巨大的海啸就要来临。樵夫清楚地知道，这海啸来临，必定毁灭整个村子。但山高路远，跑回村子报警已经来不及了。怎样才能引起村里人的注意而避免一场浩劫呢？他思索了一下，最后决定将那座海神庙烧毁。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果然惊动了整个村子。所有的男女老幼都争先恐后冲向山去，企图救火。当村民们爬上山顶的时候，海啸降临，刹那间，十独*裁楼高的巨浪将整个村子一卷而去。全村人得救了，但当他们看到海神庙的废墟残烟时，还是愤怒起来，一致要求将那樵夫处死。那樵夫欣慰而又负罪地看了看村民们，然后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美国也有一个民间故事：一帮村民为了逃避某印地安部落的追杀，躲进一个山洞里。外面的人正进行严密的搜寻，一个婴儿大哭起来，母亲急忙用手将他的嘴捂住，她不得不如此，如果敌人听到声响，躲藏在山洞里的人们就会被发现，也就意味着死亡要降临。婴儿在母亲的怀里痉挛着，母亲好几次不忍心，想放开手，但想到大家的安危，她还是进销紧紧捂住了婴儿的嘴……敌人走了，婴儿也“走”了。后来，村民们决定处死这名女子，因为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是要以命抵命的。

　　这种现象就是伦理两难(moraldilemma)的问题。在孔孟之道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种两难的情况。例如对国家的忠和对父母的孝往往是不能两全的。倘若你的父亲是一个国家的敌人或罪犯，你是对国家尽忠，还是对父亲尽孝？中国古代伦理准则上，既有“父子互隐”，又有“大义灭亲”，如京戏中的那出“辕门斩子”。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似乎都可以说得通。可不是，很多老子，就是被儿子“革”了命。烈女传中还有所谓“卖身葬父”一说，也就是说为了孝道，让爹爹入土为安，甚至可以牺牲贞操和名节。这说明什么？道德抉择所产生独*裁面的悖论效应，并非立即可作黑白判断。因此中国古人有这样一句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取鱼还是取熊掌者？何为鱼？何为熊掌？这就要看面临两难选择的人的价值取向了。

　　笔者曾带着上述那个老和尚的两难故事，去请教一位禅宗大师（此处隐去尊名〕。谁知，他听完后，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反而讲了另一个故事。说是：从前有个信佛的阔老太太，经常招待四方云游的僧人。某次，有一个远道的和尚在她家修行了很久。一日，老太太对一个丫鬟说道：你去勾引那个和尚，试试他是否是真和尚；你若勾引成功，定有重赏。丫鬟便照令行事，结果那和尚始终不为所动。丫鬟回来赞叹：此乃真和尚也。那老太太一听，生气地叫道：他并非真和尚，让他马上滚蛋！和尚无奈便离去。过了一年，此和尚又来了，老太太又留他修行。不久，又如法炮制，再让那丫鬟前去勾引。结果和尚果真上钩，还让丫鬟不要告诉她的主子。忠心耿耿的丫鬟回去还是照实禀报。谁知，这次老太太却夸曰：“此乃真和尚也！”

　　笔者听后愕然不已……。如此荒诞，此大师果真为大师否？大师见我生疑，便笑道：这是禅宗25000多件公案中的一个，道者见道，淫者见淫，听后怎么悟就是你的事了。

黄泰：同性恋与学佛

转自：http://forum.comment-cn.net/viewthread.php?tid=5188&pid=12818&page=1&extra=#pid12818

   同性恋在当今社会被媒体炒作得愈来愈厉害，成为一大流行话题。佛教界对这个问题也产生了争论，甚至很多佛教徒也赞成同性恋正当化，最为奇特的是我看到一篇学术论文，洋洋大论，要求修改戒律，允许同性恋者出家。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佛教界，有的佛教徒就是同性恋者，但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法，使得他们很困惑，不知自己的行为是否如法，是否该停止还是继续。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我认为澄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乃不揣人微言轻，撰文表达我的立场。

    其实很多高僧大德已经明确反对同性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无疑是宣公上人。本来这种争论在佛教界根本不应发生，因为佛陀在经典中反复说明了同性恋就是邪淫，是没有好果报的，学佛人则更不应该有同性恋行为。但可悲的是在这个末法时代，魔强法弱，众生根器陋劣，居然连佛的圣言量也不相信，竟有魔子敢妄言禁止同性恋的戒律是后人伪造的，坏人信仰。佛陀在示寂时便告诫佛教徒要以戒为师。戒律是佛教的根本，由戒生定，由定发慧。佛教徒不守戒律，佛法就要灭亡。造谣诽谤戒律正是魔王魔子魔孙做的事，谁要怀疑戒律，谁就不配做佛教徒。宣公上人乃菩萨乘愿再来，早已大彻大悟，为当代圣僧。以上人为代表的一批高僧大德发大慈悲心，痛陈同性恋之危害，冀望众生明白是非，知道何为邪何为正，不致被魔说所惑，丧失慧命，长劫沉沦。但一班魔子魔孙依然不肯罢休，总是想方设法为同性恋正名，巴不得哪天佛教开始允许佛教徒搞同性恋，允许同性恋者出家，这样他们就称心如意了，因为到了那一天佛法就灭亡了。

    我们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同性恋？从世间法而言，同性恋就是违背伦理纲常的行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夫妻乃是人伦正道，这乃是自然规律，乃是天道。万事万物都有一个道理，违背道理而行就是倒行逆施，必然天理不容。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恋爱结婚，实在是不伦不类，不是人类应该做的事。有的人狡辩说什么异性可以相恋，同性也就可以相恋，反正都是爱欲，并不算邪淫。这种肤浅的知见居然可以骗到许多人，乃至有的国家地区都将同性恋合法化了。佛教以外的事我们管不了，但对于佛教徒而言，首先就应该信仰佛的圣言量，不可以凡揣圣。以我们肤浅的见闻觉知去妄想佛陀制定的戒律是否合理，这首先就是大不敬，已是有罪过。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就应该绝对信仰佛陀的教化，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不要说佛法，就是中国儒家的圣人孔夫子,还有西方的圣人耶稣基督，有谁赞成过同性恋？难道我们的见解就要高过历代的圣贤？我们坚信同性恋是邪淫，必然招致恶的果报，我们才有资格学佛，学佛必先信佛，不信佛就是假学佛。

    但同性恋者除了佛制的限制外，同样可以在家学佛。佛教是慈悲的，佛陀制订的戒律也一定是对众生最有利的。同性恋者既然学佛，就绝对不可对佛教有任何抱怨不满。同性恋虽然是先天的，但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如是因如是果。我们学佛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而应该忏悔自己的业障。为什么人家不是同性恋，而我是同性恋呢？因为我的业障重，这是我过去生造诸恶业的果报。同性恋同修应该这样思维。我造了这么大的罪业而得到同性恋的恶报，但我又何其幸运，因为我得遇佛法。如果遇不到佛法，那么我将沉湎在同性恋中无法出离，我将因此造下重大的邪淫罪业，我这一生将非常痛苦，临命终的时候，我将因今生的恶业和过去生的恶业的牵引而堕入恶道，乃至地狱，万劫不尽的巨大痛苦将折磨我，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啊！现在我将依照佛法的指导，精进修行，忏悔罪业，今生摆脱同性恋的痛苦，命终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证佛道，这是多么幸运幸福的大事因缘啊！

    同性恋同修要知恩报恩，虽然戒除同性恋是非常痛苦的，但一定要有忍辱心，要受得了苦，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不要不平，要信因果。受苦也是消业障，同性恋是业障导致的，业障消除了，同性恋自然没有了。大家要记住：佛氏门中，有求必应。不应就是我们心不诚，心诚一定感应。相对一般修行者，同性恋同修要承受很多磨练，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学佛乃大丈夫所为，既然我们能够发心学佛，我们就要珍惜这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因缘，虽然同性恋同修要受比他人多得多的苦，但只要能转变心念，这就是大逆增上缘，只要同性恋同修勇猛精进，将来的成就也一定超过一般修行人。

    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方冰师兄给我拟的题目中称同性恋者为同志，但这个称呼是一个同性恋赞成者从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名言中取出来的，而我是坚决反对同性恋的，并且认为这样对孙中山先生有失恭敬，所以还是称之为同性恋。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同性恋者有任何歧视，因为我深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我祝愿同性恋同修皆得成就。南无阿弥陀佛！

                                  末学黄泰合十

                                  200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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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news.zj.com/tech/wlzh/2006-10-11/683329.html

2006年10月11日 07:21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陆小娅

国外网络成瘾的人群集中在20~30岁，中国却集中在15~20岁；

国外网络成瘾的内容比较分散，而中国80%~90%集中在网络游戏；

国外网络成瘾罕见极端事件，而中国人网瘾的极端程度也超过国外。

日前，在中国心理学会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举办的“用心灵感受世界”公益讲座上，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高文斌博士首先报告了这三个事实。

高文斌博士自2002年开始关注并研究网络成瘾问题，目前正主持“网络成瘾心理治疗与预防”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研究项目。他说，在国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少见到中国这样“繁荣”的网吧业。国内有的城市盖起了几层楼的网吧，而且总是人满为患，生意兴隆。但同样是亚洲国家，在日本、新加坡、泰国的网吧里，不过十几张电脑桌，人也很少，非常清静。

当许多家长控诉“网络害了孩子”时，高文斌博士对国内外网络成瘾现象所做的比较却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孩子会迷恋网络？为什么网瘾会找上中国孩子？帮助网络成瘾的孩子该从哪里下手？

三大缺失，使网络成为替代品

高文斌博士说，研究网瘾首先要回答“网络给了青少年什么”。一个孩子要健康成长，身心两方面都需要很多的“营养素”，从心理上来说，这些“营养素”包括安全感、成就感、自信、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等等。家庭、学校是青少年获得这些营养素的主要渠道。但是，如果家庭、学校不能提供这些营养素，青少年就会寻找其他的替代品。

高博士说，他们经过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少年成长中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三个缺失：

第一是“父亲功能”的缺失。父亲对于青春期的男孩来说是很重要的，父亲往往代表着规则和秩序，孩子自控能力的形成与父亲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是现在很多家庭中，父亲的功能是缺失的，比如一些孩子父母离异了，孩子跟着妈妈生活；有的家庭虽然表面完整，但父亲很少在家，他们总是在外面忙自己的事；还有的父亲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离开家庭，想尽责也尽不了。在传统的大家庭时代，父亲不在，还有爷爷和叔叔伯伯来代替父亲发挥功能，而现代核心家庭却找不到替代者，造成父亲功能的缺失。这从某种角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网络成瘾的大多是男孩。

对中国孩子尤其是城市孩子来说，第二个重大的缺失是游戏缺失。很多人以为，在中学阶段孩子已经不需要游戏了。高文斌说，实际上青春期的孩子仍然需要游戏，只不过他们需要社会角色更丰富的游戏，需要有象征意义的游戏帮助他们长大。现在中学体育活动不仅少，而且男生的活动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和女生差不多，其实男生是需要在游戏中有一定的肢体接触，甚至肢体冲突的。当现实生活无法满足时，他就去找替代品。网络游戏很多都是战斗游戏，所以很容易被男生迷恋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以游戏为主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缺失是同伴的缺失。对于青春期孩子来说，同伴特别重要，没有伙伴就不能从家庭走向社会。但是中国城市中大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内同伴为零。同时，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远，又因为安全问题家长不得不接送，本来上学路上可以和同伴玩耍，现在不可能了。而短短的课间时间，很难发展出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新的城市社区，居民的异质性也不利于青少年发展同伴关系。当现实生活中同伴缺失时，网络却给青少年提供了机会。

在网络中，有游戏，有同伴交往，又能获得成就感，正好弥补了三个方面的缺失。

警惕从学习成瘾到网络成瘾

高文斌博士认为，青少年中真正网络“成瘾”的比例并没有一般所说的那么高。这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人们使用网络的时间和社会功能的丧失并不一定正相关，也就是说，虽然有些青少年上网时间较长，但并没有明显影响他的学习和生活。

高博士把网络使用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健康使用者，他们不会因为上网而影响社会功能的发挥。

第二类是高危人群。高博士说，这样的人往往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学生”。这些好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并非出于内在的兴趣，而是依赖良好的学业成绩获得各种心理需求，如老师的关注、家长的奖励、同学的钦佩等。他们是“学习成瘾”的孩子，往往缺乏学业以外的明显特长和爱好，也缺少好朋友。这样的好学生进入大学后，发现学习不再是评价一个人的单一标准时，就会出现成长的垮塌。由于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单一的，过去就靠学习，现在学习不能给自己带来满足了，单一的行为方式使得他们放弃学习，一头扑到网络上，希望从网络上全部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但是网络并不能替代现实，他必须去发展自己的心理能力。

第三类是网络使用障碍者。这些人虽然上网时间很长，几乎每天都要上网，但还能控制使用的极限度，比如考试前他会停止上网去学习。

第四类就是网络成瘾者。他们因为上网，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心理、身体都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大约只占2%，他们需要进行心理干预。

高博士说，我国目前青少年有很多属于第三类而不是第四类。对他们进行矫治，家庭、学校和青少年自己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有利于状况的全面改善。尤其是青少年自身具有一定的行为调控能力，在专业人员的辅导下，这股自身的强大力量会帮助他们自己走出网络迷途的。

向伟大的匈牙利事件敬礼！

向伟大的纳吉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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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明显异常的信息时，多一份留意，因为你的朋友正在向你呼救！尤其是你，需要多小心了！


一、一妇女被劫持，正好其老公打电话过来，她在电话里应付了一通，说正与她妈妈外出。 随后警察赶到，终于得救。原因即在于，她妈妈早已去世，她丈夫即意识到存在问题。

而遗憾的是，我们多数人，没有这样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附件是个事例，前不久在深圳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

一男驾车被绑架，他与歹徒周旋说没钱，只是小白领，歹徒要其打电话跟家人、朋友借。

他很机警的跟家人、朋友每人借三、五千，当然有朋友立刻反应过来，他不可能找他们急借这么点钱。

结果他姐姐在大呼 "你还跟我哭穷，你刚鬃赚了鬃"，一朋友也大叫"你小子一顿饭就花三、五千" 等等，酿成惨重后果。

所以遇事务必保持冷静，设法周旋，向外传递信息。

若遇到明显异常的信息时，多一份留意，因为你的朋友正在向你呼救。


二、警惕入室盗窃

昨夜遭遇持刀盗贼入室行窃，此刻我仍然惊魂未定，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想给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一个警觉，永远不要以为很多事情不会降临自己的身上，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总是幸运的那一个，危险总是出现在我们丧失警觉的时候。

首先交待一下出事的地点及背景：为了迁就公司搬到了北四环以及照顾周末在北大读书人的老公，我们在望京的新家还没有装修好之前，租住在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我家是在2楼。

就在这里 7月26日凌晨3点左右，本来打着微微鼾声的先生突然说：" 老婆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迷迷糊糊的我说 " 没有啊"

但是紧接着，先生喊了一声"嘿，干什么"，我也应声而起 " 嘿" 。当时恐惧和正义的力量让我的声音非常大。

先生迅速关上卧室的门并反锁，两个人迅速穿上衣服，我走到凉台把窗户打开，当时想要是歹徒不要命的闯进来，我跟先生可以从窗户逃走，避免跟他搏斗。但是很快冷静下来，先生从阳台上喊保安，我开始打110。

110啊110这个从小被我熟记的救命电话号码，这个被我心中神圣而威严的保护伞，在我用手机拨了10几次后，仍然没有人工接通的迹象，电话接通后出现电脑声音，"这里是110报警台"然后持续44秒之后自动挂断，始终没有人应答。此刻，先生的手机不在房间内，卧室内也没有固定电话。

我急中生智，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大声说：

"喂喂，110我要报警，嗯嗯 ..，我这里有人入室盗窃，目前盗贼还在室内，嗯嗯，是的，请马上过来吧"

" 我的地点啊，地点在北大中关园，XX楼，X单元，对对对，就是方正大厦的后边，好好，多长时间赶到，嗯好，你们马上赶到是吧，，嗯嗯，好好，我明白"

" 谢谢你们"

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在自言自语。

我走到阳台跟先生小声说，我 110压根没打通，刚才诈一下歹徒。然后两个人坐在床上，先生一个劲的对我说：

"老婆，你看你平时老是不爱关窗户，万一我出差不在家，你怎么办啊"

我无言，只有惊恐，心里默念请菩萨保佑。

就这样大概过了将近 20分钟，我们听着好像没有动静了，也担心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想着歹徒听了我之前的诈报警应该已经逃走了。彼此小声会意了歹徒可能藏身的地方，因为门口的左边就是家，在客厅门口和家门之间有个可以挂衣服和放鞋子的衣架，我们确信歹徒很可能藏身在衣架的后面。老公抄着凳子，但是我的武器只有是阳台上的木头衣架了，于是先生迅速打开门，凳子朝着衣架方向抡去，没有动静，我们打开客厅的灯，这个小小的1室1厅就尽收眼底了(房子是个长方形，北边是厕所，厨房，中间是小客厅，南边是卧室，卧室外面是凉台，南北通透，盗贼就是从厨房进来的)。

我走进厨房，发现原来放在厨房窗台上的两层小架子(平时会放一些洗菜的盆子方便面什么的)已经被移动到地下，我很佩服盗贼的技巧，居然把我很辛苦放在那里的小架子就轻易的挪到地上。厨房的窗户开着，先生的笔记本电脑和我的一个真皮手提包放在地上，先生的手机放在我的手提包。

回头看到客厅，果然在衣架的旁边，先生的西装在地上，厨房的菜刀也在那里。

天哪，如此胆大的盗贼，如此凶残的盗贼。

先生的笔记本电脑原本是在卧室的桌子上的，盗贼居然从我们的床前明目张胆来回取走了笔记本电脑。

此刻又注意到卧室门口有一条毛巾，那绝对不是我们的毛巾。后来分析是歹徒放在客厅门边，以备主人发现关门，不能关死，这样他才可以顺利逃脱。

天哪，我开始回想今晚的一些反常迹象。我跟老公11：00多钟睡觉，大概凌晨2点多钟。感觉蚊子特别多，先生自责可能是自己放进来蚊子。而其实入夏以来，我们的房间里面还从来没有过一个蚊子。猜想盗贼可能1点多钟就已经开始进入厨房了，厨房的窗户开着放进来了蚊子。

由于被蚊子咬醒了，先生起身给他还有我抹了花露水，过了一会，我还是睡不着，没开灯去了洗手间，推算大概2：20左右，这时发现卧室门口有个包，当时迷迷糊糊的我也没在意，反而把包挪了一下放在旁边，心里嘀咕是不是老公没把包放好，怎么可以放在门口的路上。从洗手间往卧室里面走，发现地上有个东西，由于我是高度近视也没想什么东西，想着可能是什么东西掉了，懒得拣了，踢到了旁边，事后发现那是歹徒的毛巾，防止门被锁死的。

先生用他的没被盗贼偷走手机终于拨通了110，3个防爆警察10钟之内就赶到了，这点我稍感欣慰，看到他们手中的枪，觉得踏实多了，可惜之前110没有打通；小区保安随后也来了，过了1个多小时，刑警来了，现场取了指纹，拍照，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抱
歉来迟了，因为派出所的人都出去 —— 到一个自杀现场去了，天哪，我没想到身边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刑警帮助我们总结的如下经验：

1. 110的系统是从总局到分局分层下达的，偶尔110系统也会出问题，出现我之前无法到达人工接听的情形，或者110非常繁忙无法及时接听，应该记得自己被管辖派出所的电话，直接打派出所的电话是最快最好的方式。所以请大家牢记自己所在派出所的电话，避免出现紧急事务无法到达110的情况。

2. 晚上的门窗务必关好，天再热也不能放松警惕，盗贼就是这样乘虚而入的，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离你很遥远，其实盗贼就在你身边。

3. 遇到入室盗贼尽量不要与其搏斗(除非你是警察或者有专业搏斗训练)，按照刑警的经验，盗贼都是持刀入室的，前不久颐和山庄一个保姆发现盗贼入室而被刺死。并非不信任我们的警察侦破能力，这样的被害与虚意被谋杀是两回事情，除了现场指纹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帮助他们破案了。我们的生命远远贵重于我们的财产。提醒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自保。比如我们迅速关上反锁卧室门，而不是急于求证歹徒是否被吓走，或者与歹徒正面冲突。

4. 遇到事情不要惊惶，不防对歹徒使诈，事后刑警说我当时自言自语的电话，吓唬盗贼起了很大作用。

5. 尽量不要破坏案发现场，然后报警。

此刻的我想起客厅衣架旁边的菜刀，确信我去厕所的时候，歹徒就藏匿在那里并用先生的西装作遮挡(后来发现先生的西装是在地上的)，我们去完厕所，盗贼等我们熟睡后准备逃离时候，被我们发现。一直庆幸我们去洗手间的时候没有发现持刀盗贼。万一当时惊动盗贼，生死未卜，此次钱物基本没有丢失，人身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我昨夜难以入眠，此刻仍然惊魂未定。我检讨自己的大意，检讨自己总以为很多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事情绝非如此，无论何时当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危险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洋洋洒洒千言，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提醒我得朋友提高警惕，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请朋友们互相转告，一定注意安全。


三. 当事人已经够笨了，警察更笨

5月7号，我们单位有一个女生，在家里被人入室抢劫，身中13刀！肺被扎穿，经抢救终于活过来！同事去看她，带回她惊险的故事，我听了以后双腿发软、双腿发软。不是我脆弱，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个女生一个人租住在一个比较老旧的小区，被歹徒盯了一个多月。夜里俩点歹徒用钥匙打开她的家门，把她掐醒、蒙上双眼、索要钱财。她一直合作，冷静而机智的与歹徒周旋，凌晨四点歹徒把她绑起来说是要出去联系买主把她的车卖了。这个女生在半小时后确认歹徒已经离开，挣扎着松绑、报警、给自己的弟弟打电话，然后吓木了的她在家里等待警方支援(这是她的致命失误！！)谁知歹徒又回来了，俩人在客厅面对面撞上了！！！

歹徒惊慌失措，气急败坏质问她是否报警，她极力否认说只是给家人打了个电话搪塞过去。突然电话铃响了，她接，是110的确认电话。这个女生仍冷静机智，说"妈妈，我没事，我平安到家了"，谁知110的笨蛋一点都没职业素质，说：我不是你妈，是110，你刚才是不是报警了？我们确认一下！！(天哪，这个笨蛋！！！害死人哪！以后有危险谁还能相信警察？！！！)女生重复说妈妈我没事，你放心吧，把电话挂掉！

歹徒已经起疑，女生陷入生死境地！这时候家里的电话又响了！是弟弟打来的！歹徒接了电话，弟弟以为是警察，说找***，然后问姐姐，忘了姐姐家在哪个桥拐了(这个慌乱糊涂的弟弟哟，就是这个电话害了姐姐呀)。可怜的姐姐又在编：**老师，我从老家回来太累了不太舒服，明天不上班了，跟您请个假！那个弟弟不明所以：我是弟弟呀我就问你在哪个桥拐？姐姐只好说***桥 -------话还没说完，歹徒按下电话丧心病狂地朝她猛扎！！！！这个女生先还反抗，后来只能装死，直到歹徒离去。。。

三分钟后，警察赶到！在外面敲门说是接到报警电话。可怜的女生忍着剧痛爬去开门，警察看见地上躺这一个浑身是血的人，第一句话是：还是个大案！女生报出自己的车号叫他们拦截歹徒，他们无一人出门侦查追踪！女生又让他们叫救护车，然后，弟弟终于赶到。。。。

警察打电话确认确实是现在的工作方式。因为110是总台，110接到报警电话后会转到出事地点的片警。但现在看来对于这类入室抢劫的案子还电话确认是有问题。我以前也没想到过类似问题。

注意：歹徒tmd拿钥匙开门。看来还是需要一个插销之类的东西才保险。

在家被抢后，换个地方等警察，人多的公共场合,也可以找邻居。

经验教训：

1，这样要紧的电话一定要打给很熟悉自己近况的人，而且反应要快。警察往往不可靠。

2，派出所或者公安局的电话一定要记牢，110有时候也不管用。不过可以考虑119

陈永贵的晚年生活

(转自http://forum.comment-cn.net/viewthread.php?tid=2722&pid=7186&page=1&extra=#pid7186)
　　炎黄春秋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时，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政治上正处在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窜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难平等交谈了。

　　延伸阅读：

　　回眸陈永贵

　　陈永贵是「当代世界上唯一是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是「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是除过周恩来以外「全国没有哪个敢公开批评的人」……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村，尽管不过区区数百人，却是「世界上唯一什么经验都出的地方」，是「世界上被宣传得最多的山村」，但同时也是「全国最封闭的村」，是「一个没有（说话和）不说话自由的地方」。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缩，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是一个太行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已调到新创办的《嘹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散发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等物的大砂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待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六十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七十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闹成了从五十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排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对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心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地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员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的一套房子。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宏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有翻译过来的古代印度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十多年来，我多次见到陈永贵。说句实在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的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的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上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了店里坐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里捡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笑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们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

　　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七十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12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或办点私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绒绒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讲客气，就在地毯上打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还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轶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

　　我点头称是。

　　可惜，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没能再登门拜访，听他说话。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没有再去看看他……

　　“永贵大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创业时的风采我没见过，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和最后最潦倒的日子，我都看见了。使我难忘的是他晚年的平民形象，是农家老汉的风采。一个人，不管他个人多么出众，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不能脱离实际。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与实际生活隔膜了，他的脑子里就会被那些超出常理的怪念头迷住，就会办出蠢事。

　　陈永贵是从农村长大，一直到年过半百之时，还没有真正离开农村。但他使用手中的权力推行的那场运动，使他脱离人民，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使他与人民群众的心想不到一起去了。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鼓吹“一大二公”的所谓理想，使他头脑发昏，一心“兴无灭资”，要在太行山里培养起“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农民”，建起一个只有“公”没有私的理想社会！十多年间，他不遗余力地推行一整套“左”的做法。有几年，我看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有人说他是“农民政治家”，其实，那时的他既失去了农民的淳朴，又没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韬略、理论水平和治国济世的经验，真是一个“四不像”。而下台之后，他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改革开放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又恢复了正常的农民的思维，丢掉了那些怪诞、奇幻的空想，恢复了农民的淳朴和实在。

　　晚年陈永贵的农家老汉形象，使人感到亲切难忘